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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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10-21 10:29:00 阅读：6792次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位于贵阳市民生路，从富水中路中段进去。

民生路，以汇聚了最地道的贵阳小吃而著称，这条长仅200多米的老街中段，有一座民居小院。这样的小院，大多已在棚户区改造中消逝了，但它依然屹立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

　　因为，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有着一个传奇的身份——这里曾经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所在地。

　　历经大半个世纪风雨，这座小院就像一个历经传奇后大隐于市的隐者一样，默默地隐匿于这个城市中。

　　临危受命

　　在抗日题材影视剧中，诸如余则成这样的情报员的传奇故事，让观众热血澎湃。而交通站，就是情报员传递情报、信件、宣传品，以及接送过往人员等的联络站。

　　1938年10月，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全面撤退。位于大后方的贵阳一跃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鉴于贵阳的战略地位，周恩来与叶剑英选定贵阳作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退后设立的八路军交通站，任命贵州桐梓人袁超俊为负责人，由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直接领导。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已历经大半个世纪风雨。

　　彼时的袁超俊年仅26岁，刚入党不到两年，却已是一名“老地下”。袁超俊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的诊所曾经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他还培养年幼的弟弟妹妹为地下党放哨送信。在上海求学期间，因参加救国运动被捕，于1937年由周恩来亲自交涉营救出狱后，一直在周恩来手下工作，担任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等职。

　　贵州本地人、在达德学校上过学，加上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周恩来相信袁超俊能把贵阳交通站办好。

　　鉴于国共两党的特殊关系，交通站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工作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和人员，秘密工作则是与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联络。

　　交通站最初的地址位于醒狮路的达德学校，后搬迁到民生路。

　　不辱使命

　　建站之初，贵阳交通站经费紧张，人人节衣缩食。

　　每顿饭的主菜就是一盆炒酸菜。一位长征时因病掉队而留在贵阳，开一家理发店为生的红军战士，则主动揽起了为交通站同志免费理发的工作。

　　一部由救护车改装的卡车，就是交通站最拿得出手的设备。

　　愣是凭着这辆卡车，贵阳交通站仅从1939年5月到8月这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向重庆、延安转运了大批从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弹药、汽油、机油、道奇卡车、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成为连接华东、华南、西南和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枢纽。

　　此外，贵阳交通站还承担起了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重任，将《解放》、《群众》等中共刊物运到贵阳并组织散发。

　　应黄齐生邀请，袁超俊到达德学校去给师生讲述过抗战形势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初，徐特立途经贵阳，袁超俊亦邀请其给贵阳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学生讲课。

　　彼时，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家属还被困在敌占区，贵阳交通站的建立，为他们的安全转移提供了条件。

　　就像一个大隐于市的隐者一样，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隐匿于闹市中。

　　交通站建立后不久，中共部分领导人家属从桂林撤到贵阳，其中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博古的女儿秦新华以及李克农的父母、岳母弟侄等20余人。“二·四”惨案那天，贵阳遭日机轰炸，袁超俊又将他们安顿到青岩居住，每个月骑自行车去探望，送去生活费及书报。

　　此外，诸如王启霖、刘家祥、尹克恂、伍于炜、方士新、黄刚培等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侨胞，亦是通过贵阳交通站找到组织，安全转移。

　　同室操戈

　　1939年底，受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影响，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陷入困境。

　　随着贵阳交通站物资运输任务的减少，人员亦进行精简，到1940年底，贵阳交通站的工作人员从建站初的二十多人，缩减到七八个人。

　　1941年1月5日深夜，交通站接到周恩来指示，要袁超俊立即动身，赶赴重庆，并驳回其把工作安排好再出发的请求。

　　次日，就在袁超俊赶往重庆的路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整个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白色恐怖笼罩贵阳。

　　1月21日，国民党的特务、宪兵和警察，将交通站重重包围，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啟文等7名工作人员，查封了站内物资。

　　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反复交涉，国民党贵州当局于8月份将贵阳交通站被捕人员释放。

　　此时的贵阳交通站，已经无法正常运转，随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1941年1月20日，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彻底查封。

卓越功勋

　　从建站到被查封，尽管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但贵阳交通站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袁超俊凭着在贵阳交通站期间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43年6月，袁超俊随周恩来前往延安，后任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

　　11月后，经周恩来安排，袁超俊赴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后到香港组建华润公司并开展贸易工作，先后任华润公司党支部书记、华润公司副经理、华润公司(含招商局、三联书店)党总支书记，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解放。

　　解放后，袁超俊历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机械制造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和党组代书记等职，成为新中国旅游事业的先驱者。

　　1999年6月6日，革命家袁超俊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人民日报》刊载悼文以示悼念。

　　不闻枪声，却似最前线。76年过去了，小院里的居民们换了一茬又一茬，鲜有人知道，就是在这个600平米的小院，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这里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本文文献提供：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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